为什么说“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是文明存续的底线？

一、一个宰相的“自残式”自律 春秋时期，鲁国国相公仪休吃到自家园子里的冬葵菜，觉得味道不错，随即做了一件让全家人都无法理解的事——他把园中的葵菜全部拔掉，扔了。不久后，他又发现自家织的布质量很好，便立刻休了妻子，烧了织机。他的理由只有一句话：“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我拿着国家的俸禄，怎么能再去抢农民和织女的饭碗？ 这位被司马迁写入《史记·循吏列传》的鲁国宰相，用最极端的方式诠释了一个朴素的原则：“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享受国家俸禄的人，不能再与百姓争夺利益；已经获得大利的人，不能再去贪图小利。 两千多年后，这句话依然掷地有声。 二、天道的逻辑：为什么“受大者”不能再“取小” 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将公仪休的实践上升到了哲学高度。他用自然界的规律来类比人类社会：“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上天给了动物锋利的牙齿，就不再给它锐利的犄角；给了它翅膀，就只给它两只脚。 董仲舒接着写道：“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接受俸禄的人，不应该再靠体力谋生，不应该再去经商逐利。这是“与天同意”的秩序。 他进一步剖析了“既受大又取小”的后果：“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脧，寖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民不乐生，安能避罪！”——官员们凭着地位和财富去和百姓争利，百姓怎么争得过？百姓一天天被剥削，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奢侈，穷人越来越困苦。当老百姓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们还能安分守己吗？ 这段话的逻辑链条清晰而残酷：权力一旦与资本结合，就会形成一个不可逆的虹吸系统。 资源从底层被吸到顶层，底层越来越薄，顶层越来越厚。而底层被吸干的那一天，就是系统崩溃的开始。 三、历史的验证：从“宫市”到“矿税” 历史上，每一次“食禄者”大规模“与民争利”，都伴随着王朝的深层危机。 唐代的“宫市”是最赤裸的案例。 唐德宗时期，宦官充当“宫市使”，在市场上以低价强买百姓货物。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看到好东西就上前，用几尺破布换走价值数千钱的货物，还要求卖方“进奉门户”和“脚价钱”。《顺宗实录》中记载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一位农夫赶着驴进城卖柴，宦官称“宫市”取之，只给了几尺绢，还要求农夫用驴把柴送到宫里。农夫哭了，愿意把绢还给他，宦官不肯，说“须汝驴送柴至内”。走投无路的农夫最终殴打了宦官。史书的评价只有六个字：“名为宫市，其实夺之”。这不是买卖，这是穿着制服的白日抢劫。 明代的“矿税”则是一场全国性的浩劫。 万历二十四年起，明神宗向各地派出大批宦官充任矿监税使，以“开矿征商”为名，大肆搜刮民间财富。这些税使“纵横绎骚，吸髓饮血”，所得税收流入皇帝内库而非国库，多被税使私吞。武昌、苏州、临清等地接连爆发“民变”。武昌民变中，民众杀死了税监陈奉的参随六人，焚烧了巡抚公署。苏州的织工甚至发动了大规模暴动。当时人就指出，矿税之弊本质上是“与民争利”，而最终为此买单的，是整个王朝的稳定。有明一代的灭亡，从万历年间“无地不开，中使四出”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而在“与民争利”的反面，那些守住“受大者不得取小”原则的时代，往往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唐前期明文规定“食禄之人不得夺下人之利”，唐后期进一步要求“应属诸军、诸使、诸司人等，于城市及畿内村乡店铺经纪，自今已后，宜与百姓一例差科”。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下诏“官中买物有原不出产处，毋得抑配扰民”，宋仁宗则针对“近岁非所急务，一切收市，扰人甚矣”的现象，重申“皆给实直”的原则。这些制度性约束，正是“与民争利”的反向操作。 四、当“与民争利”换了马甲 今天，“食禄者”不再以“宫市使”“矿监税使”的面目出现，但“与民争利”的逻辑并未消失。 2026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央视联合制作的专题片披露了黑龙江省黑河市政协原主席陈洪生的案件。陈洪生以“支持爱辉区建设寒地经济林”的名义，要求区里出资通水通电通路，建好配套设施后，以每亩地年租金1元的象征性价格，将万亩林场承包给妻弟的公司，一包就是70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花国家的钱种自己的林子，发自家的财”。 同年12月，威海市水务集团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被罚6520万元。这家威海市区唯一的供水企业，要求新建住宅小区的供排水工程必须由其承接，挤压中小施工企业，强制收取施工费用。 从“花国家的钱种自己的林子”到“不交费就不保障供气”，从唐代的“宫市”到当代的“行政性垄断”——形式在变，本质未变：掌握公共资源分配权的人，利用这种权力去与民争利，最终损害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效率。 五、历史的回响 公仪休拔掉的不是几棵葵菜，他烧掉的不是一台织机。他拔掉的是“权力越界”的可能性，烧掉的是“官商一体”的隐患。他用最极端的方式，为“食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