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学术论文能发C刊，其真正原因就在于它不具多少学术水平”

刊物是文章的载体，它们的关系，恰如商品和商店，一般来说，高档商店摆高档商品，中低档商店摆中低档商品。但有例外，在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在非市场因素（主要是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下，完全可能出现错位甚至倒置的情况。竞争愈不充分、非市场因素愈强有力，错位、倒置的程度或频率愈高。所以，当今我国学术论文、尤其是哲社论文的学术水平或价值，绝对不可以简单地按载体来评价。甚至，有些论文之所以能上高档载体，其真正原因就在于它不具多少学术水平或社会价值，反之，也一样。 图片 宪法学名家、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曾任《法商研究》主编 要理解这种“倒置”何以发生，首先需要理解学术期刊主编群体的分化。童之伟教授曾指出，学术期刊主编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其办刊底线各不相同。一种主编以学术标准为底线，视刊物为学术共同体的公共平台，选稿唯质是取；另一种主编则以“生存”或“经营”为底线，视刊物为可运作的资源，选稿服从于非学术逻辑。后一种主编的存在，是“错位”现象得以产生的组织基础。有学者将高校学术期刊主编分为专家学者型、编辑业务型与行政管理型三类，其中行政管理型主编往往缺乏学术判断力，却掌握着稿件的终审权力，这无疑为各种非学术因素进入审稿环节打开了通道。 主编类型的分化直接决定了期刊与文章之间“商店与商品”关系的走向。当行政管理型或经营型主编占据主导地位时，刊物所承载的不再是学术质量的信号，而是一种被行政背书所制造的“等级标签”。正如袁振国教授所分析的，“把刊物通过行政背书的形式分成等级，本来投稿给哪家都无所谓的，就像商店，现在把这些商店排成一等商店、二等商店，那大家肯定挤到一等商店去买东西。为了往一等商店去挤，就会产生一些非商品本身的干扰因素”。所谓“非商品本身的干扰因素”，在学术发表领域，具体表现为关系稿、人情稿、版面费交易以及以职称、学历、单位声誉为门槛的“隐性筛选”。 图片 关系稿现象的严重程度，远超一般人的想象。2021年披露的《湖南社会科学》原主编周某某受贿案，堪称这一问题的极端标本。周某某在担任该刊副主编、主编期间，利用审稿、定稿的职务便利，帮助发文中介在《湖南社会科学》发表文章120余篇，受贿金额高达128.95万元。而《求索》杂志原主编乌东峰同样因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涉案模式如出一辙。这些案件并非孤例，它们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在某些C刊中，决定一篇论文能否“上架”的，不是它的学术质量，而是它与主编之间是否存在利益通道。在这样的机制下，一篇学术水平平庸甚至低劣的论文，完全可以凭借关系或金钱进入“高档商店”的货架。 即便撇开赤裸裸的权钱交易，C刊发表中普遍存在的结构性排斥同样在制造“错位”。研究表明，大多数CSSCI来源期刊的论文刊载行为可以用“俱乐部模型”来解释，即通过降低每期发文总量、限制弱势主体发文等手段来调节影响因子、维护期刊的竞争优势。这种群体性策略的直接后果是：学术平台优势不突出、来自非“双一流”高校或职称序列较低的作者，在C刊发表中越来越被边缘化。换言之，一篇论文能否登上C刊，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作者所在的“圈子”和“平台”，而非论文本身的知识贡献。对于地方院校的普通教师而言，即便写出一篇真正有洞见、有社会价值的论文，也可能因为“出身”不够而无法进入“高档商店”。 图片 “以刊评文”的评价机制是上述一切问题的制度根源。求是网曾刊文明确指出：“学术期刊是学术论文的载体，学术论文是学术成果的体现，从根本上说，学术成果的学术价值在于对国家、社会的实际知识贡献，怎能由期刊说了算？”然而，在当前的学术评价实践中，“以刊论文”早已成为主导逻辑——学者的职称晋升、项目申报、绩效奖励，几乎全部与发表刊物的级别挂钩。这种机制反过来又强化了C刊的稀缺性和垄断地位，使得“上C刊”本身成为目的，而非学术交流的手段。当“发在哪刊”比“写了什么”更重要时，学术写作便不可避免地被形式所绑架：论文的“架子”要漂亮，理论框架要“洋气”，数据模型要“声势浩大”，唯独对真实问题的关切被搁置一旁。 尤为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机制甚至产生了一种逆向筛选效应：某些论文之所以能上C刊，恰恰因为它们“安全”——在方法上四平八稳，在观点上不越雷池，在形式上符合编辑和匿名评审人对“规范性”的期待。而那些真正具有思想锐度和现实批判力的论文，反而可能因为“不符合刊物风格”或“选题过于敏感”而被拒之门外。曾任《自然》系列期刊执行主编的杨晓虹指出，一项科研成果能否在某个特定期刊上发表，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历史上有些非常重要的成果，其实是发表在一些比较‘小’甚至不知名的期刊上”。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图片 “错位”与“倒置”的代价是深重的。它不仅使学术评价丧失了甄别真伪、区分优劣的基本功能，更在深层次上扭曲了学术生产的动机结构。当学者发现“关系”比“学问”更管用、“平台”比“思想”更重